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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对于“狼来了”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然而，当真正听到“狼来了”的提醒时，人们又习惯性地拒绝相信“狼真的来了”。大学，虽然早已不是象牙塔，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其存在是一种永恒。然而，在《大学的终结：泛在大学与高等教育革命》（人民邮电出版社）一书的作者凯文·凯里看来，在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变革中，传统大学的终结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场革命（指信息技术革命）迅速校准并重建了人类奋进的一切领域。这一切凝聚在一起，足以强大到去摧毁综合型大学模式，并塑造一个全新的模式。”作者认为传统的大学始终存在两大“弊端”：稀有而且昂贵。一方面，大学并不能满足人们不平衡不充分的受教育需求，且大学的学费也越来越贵，不少人在大学毕业之际就已经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另一方面，这些大学重视科研而忽略了人才培养，尤其是对本科教育越来越不用心，导致学生并不能很好地从大学中学到东西。
而指望传统大学在这方面改善，似乎也难度极大。他认为“要让博学而敬业的教授为一小群专心致志的学生讲授特定学科的课程，这基本上是个幻想”，因为这正是传统综合型大学的“结构性瑕疵”。虽然，教学与科研同为大学的职责，论理当同等重要，但事实上，在现代大学中，往往是重科研而轻教学的。这个问题，在本书作者所在的美国，自19世纪后期以来，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艾略特、哈钦斯等教育家都在思考，乃至提出了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巨著计划等命题来回应。对此，作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传统大学还不着手改革，那么等待其命运的就只有“大学的终结”。
在分析技术演进与教育变革历史的基础上，作者认为，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传统大学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新的大学已在孕育之中。
在新技术模式下的“泛在知识环境”中，传统大学的核心要素如图书馆、教室、教科书、教师、辅导、资金募集等，这些“稳定的分类架构被肢解、碎片化，这些碎片能够重新整合成泛在大学”。作者认为，新式的大学，也就是“泛在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verywhere）将会挑战传统大学的地位。一方面，“泛在大学”将会极大地降低大学成本，尤其是学费，且原本属于少数人的优质教育将以极低的价格甚至免费提供给网络上的每一个申请者。同时，由于信息获得的便利性、交互性、泛在性，“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获取任何资源”的教育，将会引起学习方式的变革。而这种学习方式将打破传统大学以教师（教授）为中心的学习教育结构，将是以学生为中心，满足学生的需求，根据学生的不同禀赋、不同条件来调整学习的方式、内容，从而实现学习者个体的极大满足。
而这种“泛在大学”已经悄然兴起。从美国西海岸的硅谷到东海岸的查尔斯河畔，作者走访了一系列科技公司，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到了教育上。在商业领域，很多新兴初创公司已经渗透进教育市场，并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此外，那些著名的传统综合型大学也开始了介入。斯坦福大学早在21世纪初就率先进行了尝试，而曾经对互联网免费教育这一新生事物持有拒绝态度的哈佛大学也“罕见”地同麻省理工学院一起推出了edx项目。
也许，即便如此，就得出大学终结的结论，恐怕为时尚早，大学仍然有它的核心竞争力：大学文凭以及它所具有的名声。的确，大学文凭不仅仅是一纸空文，它代表的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力、一种象征，而这张文凭的控制者是大学。
然而，随着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大学文凭在劳动力市场的“嵌入性”已有被“克服”的可能，“一种远胜于传统文凭的新文凭”正被创造出来：基于学习者和教育者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数据。当全社会能直接看到真实的数据时，且不为海量数据和数据的不对称性所困扰，那么代表数据的“信号”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大数据就是“信息的信息”。这种系统由学习者个人控制而非机构控制。一种新的认证系统诞生了，就意味着传统学位证书的没落，而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大学的基石开始破碎。
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大量低价甚至免费、高效且不断完善的数字化学习，将会彻底改变创办新高等教育机构的经济逻辑。新兴的高等教育机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新的大学形式必将出现，那就是“泛在大学”。
毫无疑问，泛在知识环境下的大学必然出现新的变化。但大学是否就此终结？笔者以为，现在看来，还为时尚早。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社会组织之一，其发展已逾千年。所谓终结，并不可能；若论遭受挑战与危机，却是存在的。
其实，关于传统大学的命运，本书作者在最后也并未断言。他认为“这些大学的兴衰取决于它们能否确定自己的优势，并创建出为发挥优势提供成本支持的经济模型，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整体上而言，“泛在大学”的兴起，对现有研究型大学或者顶尖大学的冲击，将非常有限。然而，对普通的教学型大学而言，将会是极大的挑战。
当然，本书作者讲的是美国故事，这些结论也都是基于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当我们把焦点从美国故事转移到中国实践上，再来审视这个问题或许更有意义。短期而言，大学还不会终结，但大学须时刻准备变革。笔者以为，如果能够避免大学在新技术革命时代的麻木与迟滞，唤起大学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活力，这就是本书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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